经过祖国的不懈努力,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终于回到祖国。
11月,回国未及两月的钱学森,欣然接受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这一重任,开始全力投入筹建力学研究所的工作。
1956年10月,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首任院长。
钱学森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有机缘同陈赓大将相识,并且成为莫逆之交
1955年初冬,钱学森回国不久,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按周恩来的安排,有一天,主持中科院日常工作的张劲夫副院长对他说:“你刚回来,先去看看中国的工业吧,中国工业最好的是东北。”“好,很好!东北我还没去过,我就到东北去吧。”钱学森欣然同意。
为了迎接钱学森的光临,中央军委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特地从北京坐专机赶了回来。
展开剩余89%陈赓,湖南省湘乡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在这里,结识了该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从此陈赓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为革命而奔走。在患难与共的岁月里,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也越来越深厚。今天,他接到周恩来的电话,顾不得吃早饭,立即登上飞机,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这使钱学森非常感动。
当晚,陈赓亲自宴请钱学森。宴会上,陈赓端起盛满酒的酒杯,用他那如火一样热情的嗓音说:“学森同志,我代表周总理敬你一杯,热烈欢迎你的光临!”陈赓如此热情豪爽,平时不胜酒力的钱学森自然不好推辞,马上将酒杯举起说:“陈院长真是太客气了。这一杯我感谢总理和你的盛情。”钱学森仰面干杯,落杯时见陈赓杯中酒一干见底,不禁朗声笑了起来。
陈赓吃一口菜,又替钱学森斟满酒,也给自己斟上一杯,感慨万千:“祖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时候,你磨难整整五年之后终于回来了,并决心在这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开辟通天之路。就这一点来说,我应该感谢你,周总理也应该感谢你。”说着,酒杯已经又举起来:“这一杯是为你不惜千辛万苦归来庆贺的。”陈赓稍稍一仰脖子,眨眼工夫一口干了,钱学森当然也跟着痛快干杯。
作为东道主的陈赓又斟满酒,但这回没等他开口,钱学森便把斟满的第三杯酒举起回敬道:“陈院长,我这次归国既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结果,也是祖国关怀支持的结果,因此,我代表我的夫人蒋英敬你和总理一杯,干!”陈赓一边笑着点头致谢,一边随着钱学森一声“干!”干脆利索地一饮而尽,钱学森同时举杯,一饮而尽。酒过三杯,陈赓神采飞扬,脸上红光流溢,这说明他喝得很兴奋了。这时,他同钱学森谈起在这片国土上圆火箭梦的问题。谈着谈着,蓦地,他将手中的酒杯上下颠颠,同时将目光投向钱学森,问道:
“你看,中国人能不能自己搞导弹?”
1951年6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随后曾代理司令员工作的陈赓,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越来越感到武器对于军队作战胜负的重要性了。对于导弹在未来战争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位负责作战指挥的副总长自然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要把这个问题向钱学森提出来。
作为航天专家的钱学森,很理解陈赓关注导弹的心情。于是,他点点头,认真作答:
“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钱学森肯定的答复使陈赓眼里射出欣喜的光芒。一时间,他兴高采烈地瞧着钱学森,然后就情不自禁地开怀笑道:
“好,很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周恩来请钱学森教授来中南海作有关火箭、导弹的报告
1955年12月的一天,当朱德、陈毅、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陈赓、粟裕、许光达、刘亚楼、张爱萍、陈士渠榘、邓华、万毅这些指挥过百万大军的元帅和将军们刚刚落座,周恩来便以他那温雅而可亲的口吻庄重地宣布:
“今天请各位老总们来,不是当先生,而是要当一回学生。现在请刚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同志给大家讲高尖端技术课,谈谈我国发展火箭、导弹技术的设想和规划。”
面对着这些声名显赫的开国元勋们,钱学森意识到:
历经了长期艰苦卓绝战争的新中国开国元勋们有着超越历史的清醒和远见,他们深知导弹核武器对于支撑国家和民族的重要,中国下决心发展自己的导弹核武器事业已指日可待了。
1956年初,由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主持制定的
《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特别强调发展原子能和火箭技术。
不久,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明确提出:
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所有这些,实际上是新中国的领袖们决心拥有导弹核武器,以重新确定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重振古老大国雄风的开端。
当导弹核武器刚刚在人们的头脑里孕育蓝图的时候,研制导弹的要求不久也提出来了。就在陈赓设宴招待钱学森,得到中国可以进行导弹武器研究的结论后,他就为此事积极奔走。由他牵线,叶剑英元帅于1956年一个星期天的午后,邀请钱学森和夫人到家里吃饭。作陪的有陈赓大将。家宴上,火箭与导弹成了主客的主要话题。大家谈得很投机。他们从火箭技术的古老神话变成现实的艰难历程,谈到中国导弹事业发展的明天和希望,越谈兴致越浓,越谈心情越迫切。席间,元帅和将军不约而同地瞄了钱学森一眼,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里透射出一种信任和期冀:“学森同志,我们将向总理推荐你主持这件事……”
将帅们的信任,使钱学森深为感动。这位当年颇受美国导弹之父冯·卡门青睐的著名火箭专家,自从他决定归国的那一天起,就梦寐以求为发展祖国的火箭、导弹事业做贡献。尽管他十分清楚要在经济落后的国土上开辟通天之路,困难之大将超出人们的想象,但为了祖国美好灿烂的明天,他不能等别人来创造条件,他要亲自加入创造条件、铺平通天之路的行列。他和将帅们的心是相通的。
宴罢,陈赓提议,立即去找周恩来拍板。那天是周末,周恩来在叶剑英、陈赓说明来意后,让钱学森给他介绍情况。听着听着,周恩来眼睛里流露出兴奋的神色,脸庞也充满了喜悦。“好啊!”周恩来听罢钱学森的介绍后,亲切地握住他的手,用浓浓的乡音高兴地说:“我很赞同你们的想法,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好。现在我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们的想法,包括怎么组织这个机构等等,都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好的。”钱学森不由地兴奋起来,“总理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中国的导弹事业开始起步,中国航天事业在艰难中崛起
1956年2月16日,周恩来在陈毅、范长江、张稼夫、刘杰等同志陪同下,再次会见钱学森,委托他起草
《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当时为了保密起见,采用“国防航空工业”一词代表火箭、导弹工业。可以说这是周总理正式向钱学森下达了一项重要任务。几天后,钱学森完成了总理布置的任务。2月21日总理亲自审阅了钱学森起草的《意见书》。22日,他将《意见书》送毛泽东审阅,并致函说明:“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
这份意见书,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研制步骤。《意见书》中还提出:
“健全的航空工业,除了制造工厂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单位,应该有一个作为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实行“研究、设计和生产三面并进”的方针。
这份意见书,进一步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高度重视,多次开会研究。2月22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再次谈了原子能工业问题。这次会议又谈到钱学森写的《意见书》。
3月14日,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正在主持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专题讨论研究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事宜。钱学森应邀列席。与会者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钱学森首先讲了第二次大战后,美、英、法等国的陆、海、空军都已经逐步采用各种导弹作为制式装备,并且还在大力开展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情况。这些话他讲得极为简单,可以说是三言两语一带而过吧。他要作的文章,在下面的话里:
为适应中国的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必须立即开展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国喷气和火箭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接近世界的先进技术水平。
他提出:
喷气和火箭技术是现代国防事业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喷气式的飞机,一方面是导弹。
没有这两种技术,就没有现代的航空,就没有现代的国防。建立了喷气和导弹技术,民用航空方面的科学技术也就不难解决。钱学森给中央军委领导人展示了中国导弹事业发展的步骤和目标,引发出一项国防科技重大战略的出台。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
4月13日,国务院正式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钱学森、安东(兼秘书长)、刘亚楼、王诤、李强、钱志道、王士光为委员。这次会议后不久,也就是
10月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成立,下面设立10个研究室,共400余人。
中国辉煌的火箭、导弹历史,就此拉开了序幕。钱学森带领中国科技人员苦干加巧干,使中国航天事业在艰难中崛起……
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中国才在1970年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今天,这位中国航天之父所开拓的事业正阔步向前,干劲十足。他不仅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
发布于:天津市